白居易倡导了主张的诗句是(白居易倡讽喻诗)

白居易讽喻诗、闲适诗与感伤诗的三种不同创作倾向源于其仕途的经历,他与元稹一同倡导《新乐府运动》时倡导”歌诗合为事而做”的讽喻诗,在他政治上遭到打压之时,他将创作的目光转向感伤诗,随后又转向了闲适诗,不同的遭遇与心境下白居易有着不同的创作,他的这三种类型的诗歌创作也都有着其独特的风格,无论是内容、形式、风格或者语言上,在当时甚至后世

白居易讽喻诗、闲适诗与感伤诗的三种不同创作倾向源于其仕途的经历,他与元稹一同倡导《新乐府运动》时倡导”歌诗合为事而做”的讽喻诗,在他政治上遭到打压之时,他将创作的目光转向感伤诗,随后又转向了闲适诗,不同的遭遇与心境下白居易有着不同的创作,他的这三种类型的诗歌创作也都有着其独特的风格,无论是内容、形式、风格或者语言上,在当时甚至后世都产生较大的影响。他的转向是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理论的奉行,看似矛盾实则是其不同境遇下不同的选择

力主“讽喻诗”的白居易晚年转向“闲适诗”是否自相矛盾?

一、高歌进取的讽喻诗

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进士及第,元和二年(807),白居易被任用为左拾遗,谏官的身份加上初入仕途意气风发白居易对文学的功用与地位有了不同的新的理解。同时,政治风云的变幻也使得他的主张得以施行。

唐宪宗李纯(806-820年在位)借助宦官与外藩势力登上王位,为巩固自己的王位,他必须利用中小阶级知识分子来革新朝政,内压宦官,外抑藩镇。白居易的革新主张正好符合了永贞革新加强中央王权的政治目的,因此,白居易此时的政治主张得以实行,他本人也得到了重用。

元和四年(809),白居易开始创作著名的《新乐府》,在组诗的序中,他做出了这样的阐释: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白居易在此透露出了写诗要重意轻文的主张,崇尚诗经的创作手法,直言体顺,便于播于乐章歌曲,提出要为民、为君、为臣、为物、为事而作。这里,白居易提出了讽喻诗的便于歌唱、重意轻文、反映事实这三个特点。

讽喻诗为何要便于歌唱,其原因有两个,一是针对一些尖锐的讽刺时事的主张,不便于直接呈现于皇帝,因此白居易便要歌咏以美刺于上,二是简单又朗朗上口的歌谣便于民间传播,形成上下一通的气象,共同促进政治改革。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仆当此曰,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这里就可以明显看出白居易主张歌咏之指于上以救济人病的主张,另外,通过百姓的传唱达到”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的政治局面。

力主“讽喻诗”的白居易晚年转向“闲适诗”是否自相矛盾?

二、转折与自我调整的感伤诗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随后他创作出了享有崇高声誉的长诗——《琵琶行》,成为继当日《长恨歌》之后的白居易的又一创作高峰。这也是他《感伤诗》的代表作之一。”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开篇便种下了感伤悲郁的氛围,一”江浸月”于无声处描绘出泪眼朦胧处远处凄清的江水与天上的寒月。除此之外,最为人称道的是白居易对音乐的描写与琵琶女和白居易自身相似处境的双线结构。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通过听者的心理感受与外在表现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描绘出了琵琶女琴技之高超,演凑效果之高妙。”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急雨””私语””落玉盘””莺语””花底滑””冰泉””水浆””刀枪”……整场的演奏仅用不同的意象描写就表现出了音乐的起伏变化,奇妙的比喻与想象使得读者犹如一同经历了艺术的盛宴。

白居易本人的情绪也随着曲调的推进一步步上升,最后,”江州司马青衫湿”,流露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为何说何必曾相识,相必是因为自身的境遇已经很伤痛,却遇见同样的”沦落人”增添了内心的无尽的伤感与无奈。

力主“讽喻诗”的白居易晚年转向“闲适诗”是否自相矛盾?

三、内心平和冲淡的闲适诗

元和十四年(819),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迁官州刺史,此后仕途比较平稳,曾经的锋芒与剑气都化为了内心的平和冲淡,他也就开始了自己闲适诗的创作。

闲适诗的创作源于白居易对儒家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主张的奉行,他在《与元九书》中也曾透露 “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具有代表性的闲适诗有《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白居易继续用起擅长的细节与小处描写来体现自己独特的心境,水面上低低的云脚,争暖树的早莺,啄春泥的燕子,迷人眼的乱花,刚好能没马蹄的浅草……仅仅将常见的意象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诗,白居易做到了,同时这么细致入微的观察也正反映了他平和的心境。

力主“讽喻诗”的白居易晚年转向“闲适诗”是否自相矛盾?

这让人不禁疑惑,这还是当初力主讽谕诗,排斥其他诗的白乐天吗?没有错,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白居易,在讽谕诗、感伤诗与闲适诗中自由转换,可以说是他面对政治局势的无奈,也可以说是他随着年龄增长,锐气逐渐消退后内心的平和与冲淡,也有矛盾之处,但是又有着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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